如今琉璃厂的燕京书画社
北京的外贸出口企业的书画作品经营
改革开放初期，为繁荣北京市书画艺术品市场，走出国门创造外汇收入，同时保证具有文物价值的书画艺术品不外流，北京市对画店、画廊等书画经营单位实行《中国字画经营许可证》制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仅有荣宝斋、北京文物商店等为数不多的书画经营企业具有这样的经营资格。由于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北京大部分艺术品经营企业采取变通的方式，如租用资质、形式上的联营等。
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文物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书画经营的许可证准入制度已名存实亡，北京有些地区已将其简化或用《美术品经营单位备案证明》替代。
80年代初期北京的画店、画廊有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般地在北京冒了出来。这一时期书画经营的特点是与刚刚兴起的旅游业同生共长。
北京旅游景点的书画店
自80年代起，与北京的宾馆饭店书画专柜发展同时起步的是旅游景点的书画经营活动。这些景点画店所出售的商品画的质量一般低于宾馆专柜的书画。景点出售的书画内容大多与本景点水光山色、传统掌故、人物遗闻相关，多适合匆匆一过的游客。
旅游景点的书画店经一段时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90年代以后，它们遍布北京各地，大有铺天盖地、泛滥成灾之患，有些人士甚至提出：这些店中所售粗劣之作是对传统的书画艺术的污染，导致了外国游客对中国文化的曲解。北京旅游景点的书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对繁荣文化市场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一些弊端逐渐显现，近年来书画界对此现象的批评、呼吁之声越来越高。
分布于北京众多的宾馆、酒店的书画专柜
进入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大批外宾纷纷而至，被称为北京街头一景的围观外国人的现象慢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宾馆饭店仿佛春笋拔地般建造起来，它们林立、遍布于北京的各个街区，当那些因为商务或者旅游来到中国的外宾出入其间时，也为北京的书画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那时的景象是，凡是星级酒店、宾馆和繁华商业区均有书画专柜，而且大多生意兴旺，这一点，那时的经营者至今仍存有美好的回忆。这些专柜是后来北京蓬勃兴旺而且数量众多的画廊起源之一。
80年代初期，北京宾馆、酒店的书画专柜所经营的书画作品尚具一定品位，作者大多是有真才实学的书画家，随着经营的发展，源于专业画廊的成熟、书画家作品价值的提升、酒店业竞争的加剧等，这些专柜出售的书画艺术质量渐显粗俗、低劣之象，已被归入“行活”之列。到90年代中期，具有一定水平的书画家已不屑为这些专柜提供作品。
书画对外交流
80年代，随着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大，大批艺术学子开始走出国门，这些人大多来自北京的院校、书画机构，出国后形成在国外的北京书画艺术家群落。其中画家溥石是这些走出国门的画家中比较典型的一位。京城的琉璃厂、美术馆等文化场所熏陶了一批书画青年，溥石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当大批与我们陌生的异国艺术样式出现在了久闭文化大门的北京时，年轻人在震惊之后纷纷选择前去学习。于是，溥石1988年留学日本，在东京中央美术学院的现代书道造型专业学习。在历经近十年的海外艺术旅途后，溥石深深地体验到书法、水墨画的故乡在中国。到90年代中期，国内书画市场及文化环境日趋繁荣与完善，溥石与大多数旅居海外的书画家一样，回到了北京。
王成喜（右一）与傅家宝
与亚洲国家的书画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也是这一期间北京书画的特点，在首都群众美术得到发展的同时，北京各级书画组织同时还开展了广泛的对外交流，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和欧洲等世界各地举办展览和交流活动。
初涉市场的北京书画家
王成喜先生素有中国“梅花王”的雅号，他的巨幅梅花图挂进了人民大会堂，挂进了中南海勤政殿，挂进了天安门城楼，还挂进了日本国众议院的贵宾厅。落成不久的邓小平纪念馆也请他挥毫作画。
就学于中央工艺美院的王成喜毕业后分配到了一家工厂工作，所学专业知识较少得到施展。l971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后，全国友协和日本共同举办了一场中日书法家作品联展，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作品。当时他正在漯河休探亲假，当听说这个消息时离截稿没有几天了，他连夜坐火车赶回了北京。这次联展，全国仅选出32幅作品，王成喜用隶书书写的一首李白的诗，也榜上有名。
不久，他就以工人书法家的身份入选l2人书法代表团，参加在中山公园兰花室举办的“中日书法家笔会”。后来，他留在了因过节繁忙而临时组建的天坛公园游园指挥部，获得了自己在艺术发展上的第二次机遇。
1979年3月，天坛公园举办迎春画展，他也拿去了三张作品。一张虾米、一张牡丹、一张梅花。画展快结束时，游人要买他的画，他从没想过画儿还能卖钱，经请示区里领导并经领导同意后，他的三张画一共卖了200多块钱。那个时代画家还羞于卖画，况且还是三倍于他的工资的“巨款”。事后，他把卖画钱全交成了党费。
这件事让区政府颇受启发，同时考虑到大批回城知青急于就业，于是，身为画家的王成喜被委以重任，带领几个青年人开店卖画，这就是燕京书画社的由来。燕京书画社最初经营场地是天坛公园祈年殿后面一个卖水果、茶水的棚子。除了经营工艺品，他又从熟识的书画家老师那里借来字画，因为经营场地不具备安全仓储条件，他们只能早上用三轮车拉过去、晚上拉回来。
一天，店里来了一个日本农民旅游团，提出要在回国前买30多张书法作品。于是，王成喜全家上阵，整整忙了一夜，满足了日本顾客的需求。这一次竟使商店收入了3000美元。
尚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画家普遍怀有单纯的观念，都觉得享受了国家的工资，便不再拿高额的售画款，于是，全部收入款上交到了区里。那时的人们怀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价值观，当看到这一切时，惊奇地议论道：我们生产的铁壳水瓶卖到香港，一个才挣一块钱，王成喜的字儿一夜就赚了三千块，顶一大卡车的铁壳暖水瓶。
范曾先生的散文《与收藏家语》中的一段文字，描述了画家初涉书画市场的心境与经历，读后可使我们了解80年代初期人们对书画价值的陌生：“解放后一切纳入计划经济，市场之概念处于全民性淡忘状态。及至70年代末，国门初开，海外商贾渐入，画家惝恍，以私下卖画为耻。彼时画亦无市场价格之准绳，竞有以数十幅苦禅或雪涛之作品易一台电视机者。更有甚者某某，自称日本华侨总会主席者来京，西装革履，遍访名家，乃开琼宴于全聚德，另辟一室，则毛笔纸张侍候，于‘四人帮’淫威下被压抑多年之画家，酒过三巡，不觉技痒，黄胄三两幅，苦禅师两三幅，作人先生两幅，可染师两幅，兆和师两幅，我方年壮，挥写竟至于三四幅，侨商大喜过望，宴罢所卷走者，恐可购置一座全聚德烤鸭店矣。而画家呆鸟般握手言别，犹以为胜地不常、盛宴难再，各自欣然回家无事，此景此情足供后之来者嗟叹者。越数年，我有机会到日本，方知此位“侨领”，原来在东京蓬门僻巷开一家小面馆，做自打钟鼓自烧火之撑门人。”
一顿饭竟换走数位大师级画家十数幅画作，时光荏苒，这段奇闻足以令现在的收藏家们扼腕痛惜！
机缘成就收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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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煜题签的《启功草书千字文》 |
大约在1979年，与启功先生有着邻居、同事、师生三重关系的金煜老师，求先生用草体书写一通《千字文》，以用于临习。启先生一向提携后学，于是愉快地答应下来。作为对老人的感谢，金煜在取回作品的同时，买了一刀（100张）宣纸送给启功。多年后的1995年冬，金煜来到启功家对先生说：“我想把它出版，事务由我去跑，稿费归您。”启功连连拒绝说：“你已用一刀纸付给我稿费了。”为不使因版权问题耽误出版，他还在一张纸条上写道：这个作品是我送给金先生的礼物，由他决定处理，将来若有人以我名义找他麻烦，与启功无关。同时，不拘定法的启功先生建议此书的书名由金煜题写。先生的法帖，学生题签，这就是书法爱好者们经常看到的《启功草书千字文》背后的一件趣闻。
《千字文》是旧时儿童识字读物，因其文字少有重复，适宜研习书法，历代许多书法家都有书写范本传世。启功先生书法多以行、楷为爱好者熟知，而以草体创作书法就很少见了，况且像《千字文》这样的长篇巨制的手卷，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了。
时间到了收藏热的21世纪初，许多收藏家得知金老师手中有《启功草书千字文》手卷，有意高价求购，价格一度竟高达近二百万。笔者也曾因受人之托前去金煜先生家商议，得到金老师婉言拒绝。金煜作为启先生的学生对恩师的感情，笔者深深地理解。
与尚未建立的书画市场、书画价值观一样，北京书画收藏在这一时期还处在低级阶段。书画家与受众基本是单纯观赏、相互赠与关系。因北京的书画家多就职于机关或文化单位，因此，北京最早的收藏圈多以老干部为主。除琉璃厂、各对外场所正常经营书画以外，每逢重要节日，在北京的公园还有一种只收成本、半售半赠的书画活动形式，比如“五一”、“十一”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就能见到像刘炳森、谢德萍、傅家宝、杨再春等书画家挥笔表演，其所作书画多以仅够笔墨纸张费用的几元出售，这种场面到80年代中后期已难得见到。
琉璃厂的变化
琉璃厂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改造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对这条街道进行了翻修，改建面积约3．4万平方米，安置了54个老字号商店，建成的59幢红梁青砖、明清风格的仿古建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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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的琉璃厂 |
80年代初，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国家决心对北京文化街琉璃厂进行改造。开始曾打算把百年名店荣宝斋迁出琉璃厂，初步新址在离琉璃厂比较近的和平门西南角，要求整个建筑搞中西结合，但又要突出民族风格。整个建筑近万平方米。图纸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请清华大学负责设计。建筑款也拨下来了，图纸也设计好了，荣宝斋的同志也表示满意。正要打地基时，李先念、谷牧、黄镇、王冶秋等领导同志在民族文化宫开了个会，会上研究改造琉璃厂时，有人提出来：要改造恢复琉璃厂，荣宝斋就不能迁走，它迁走了，琉璃厂就缺乏特色了，这条文化街也告吹了。大家觉得说的有道理，就决定在原地扩建荣宝斋。要求设计部门把扩建的荣宝斋设计得富有民族特色、壮观、漂亮，可以搞成大观园式的，总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
当时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李瑞环同志对此很感兴趣。改建琉璃厂，扩建荣宝斋，李瑞环同志花费了不少精力。当时由北京市建委负责人宋汝棼同志负责主持琉璃厂文化街的整个改建工作。为确保荣宝斋扩建工程的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都很关心，特别是中共宣武区区委书记、北京知名书法家张旭同志十分积极，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千方百计把荣宝斋扩建工程需要占地的四邻：海春饭庄（即过去的忠义轩）、伦池斋、市美术公司裱画厂、医院，统统迁到别的地方，腾出琉璃厂西街的半边天。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荣宝斋还是处于琉璃厂西街上，当年只是因为旧建筑拆建，将办公室及部分车间搬到天坛东门的北京花木公司院内，暂时用作周转。
改造后的琉璃厂迎来了近三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化。尤其是荣宝斋，在经营环境产生巨大变化后，内部经营机制也开始实施改革，实行了经理负责制，经营目标是向社、厂、店三位一体的企业集团化方向发展。随着业务的开展，“荣宝斋”先后在日本、香港、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分店。
不过，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书画市场的繁荣，琉璃厂也暴露出了许多不足，原来规划的商业街，现在看来难以容纳过多的画店，整条商业街显得过于拥挤。琉璃厂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人们的设想，当年没有考虑到的停车问题，现在正困扰着这条古街，塞满汽车的景象与文化街古香古色的建筑极不协调。几年前有学者撰文指出琉璃厂的几大问题：缺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落后、商业配套欠缺、创新匮乏、经营闭塞等。这些问题现在已引起了宣武区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琉璃厂成为打造“宣南文化”总体规划中的重点与中心。
（摘自《当代北京书画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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